- 孟鸿志;张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中划定了"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和"不得公开"的三条边界,但据此无法确定政府信息公开主体及其职责分工。"三张清单"具有划定行政机关权责边界的基本内涵,"三张清单"的实施有赖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运作,"三张清单"的属性能够促进政府信息公开主体建设。以"三张清单"制度构建为路径,可以重构政府信息公开主体的"行政职责""必须为"、"行政职权""可以为"和"权力外""不得为"的三条边界,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2016年01期 No.95 3-1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3K] [下载次数:206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69 ] |[阅读次数:0 ] - 程琥;
在我国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全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际,非行政许可审批将何去何从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与行政许可并行的审批制度,非行政许可审批长期以来呈现过多、过滥问题,直接影响《行政许可法》有效实施。在全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尽管非行政许可审批作为一种审批类型被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行为仍然会以某种形式长期存在,并且还会制约和影响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进程。因此,必须加大对非行政许可审批行为的司法审查监督力度,把非行政许可审批纳入法治轨道运行。
2016年01期 No.95 14-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5K] [下载次数:109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6 ] |[阅读次数:0 ] - 宋华琳;
跨国公司通过参加座谈会、听证会,直接接触行政官员,接触行政机关及其事业单位,通过对专家及传媒的利用,通过对公益事业的参与,来对政府规制体系施加影响。跨国公司日渐成为中国行政治理网络的一部分。应建构开放、反思、多元的政策形成程序,强化对规制政策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合理性论证,规范跨国公司和行政部门的联系。
2016年01期 No.95 25-3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6K] [下载次数:91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2 ] |[阅读次数:0 ] - 骆梅英;赵高旭;
相较学理上和实定法上的"优待",公众参与在实践中被屡屡虚置,原因主要是:信息不对称导致参与不能或无效;对参与成本的忌惮;公民社会的未完成以及公众影响力需求的未满足;公共政策的"搭便车"效应等。对此,一方面,应当细化公众参与的具体技术:在遴选上注意代表性的强弱问题;在时间节点上,应与决策程序共生共存、并肩同行,且始终交融贯通;在方案的选定上,应克服结构化带来的弊端;另一方面,应当为有意规避公众参与、违法恣意决策的行为设定责任机制。同时,也应认识到,公众参与并非当然的、最好的制度安排,应注意其适用范围和适用方式,同时也应与其他决策程序相互配合,达成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平衡。
2016年01期 No.95 34-4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6K] [下载次数:189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81 ] |[阅读次数:0 ] - 张力;
<正>2015年8月22—23日,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2015年年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本届年会由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主办,四川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协办,大会一共收到170余篇论文,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四川省人民政府法制办、中国政法大学等多家单位的29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大会。在本次年会上,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回顾了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30年来的历程,他指出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史是一部行政法律
2016年01期 No.95 46-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4K] [下载次数:172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2 ] |[阅读次数:0 ]
- 马怀德;
近年来,我国行政区划建置与地方经济发展不协调、不适应的问题日渐突出。行政区划建置突破了《宪法》规定,行政区划变更所依据的法律规范滞后、不健全,行政区划变更程序不完善,存在隔级决定、忽视地方权力机关的自主管理权等问题。完善行政区划变更制度,关键在于加快制定《行政区划法》,建立人大常委会参与和决定机制,建立公民参与、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等程序制度。
2016年01期 No.95 57-64+1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1K] [下载次数:152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6 ] |[阅读次数:0 ] - 胡建淼;
《行政强制法》第12条和第45条不仅将"加处罚款"设定为行政执行罚方式之一,而且对它作了普遍性授权。但"加处罚款"在法律文本和实务操作中不易与作为行政处罚的"罚款"相区别,同时也不易与同属于间接强制执行方式的征收"滞纳金"相区分。加之在《行政处罚法》首次使用"加处罚款"之后的不少法律法规所设定的"罚款",恰恰介于作为行政处罚的"罚款"与作为行政执行罚的"加处罚款"之间,使得《行政强制法》上的"加处罚款"面临理论上的定位选择。除了定位上的问题,还有诸如"加处罚款"本身的罚款额标准,对加处的"罚款"如何征收,以及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加处罚款"决定不服如何救济等问题,都值得探讨。
2016年01期 No.95 65-8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3K] [下载次数:223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3 ] |[阅读次数:0 ] - 黄涧秋;
行政机关进行诉权告知成为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是由司法解释逐步确立的。在新《行政诉讼法》建立新的起诉期限制度以后,该项制度面临着是否继续适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41条实质上是在法定标准以外增加了新的起算点,针对所有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如未履行告知义务,法院一般直接适用两年的起诉期限,除非有特殊情形的推断。新法施行后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叠加适用或者选择适用两年期限和新的6个月期限。基于诉权告知制度在我国行政程序法中的地位,我们有必要对诉权告知与起诉期限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讨,并且对其适用范围进行类型化改造。
2016年01期 No.95 84-9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1K] [下载次数:114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9 ] |[阅读次数:0 ] - 崔俊杰;
我国当代行政法治变迁已进行了30余年,呈现出规范行政法与政策行政法交互作用、行政法价值与行政法功能复合定位、法律移植与本土革新开放融合等鲜明的特色。伴随着公共行政的不断变迁,我国当代行政法治不仅要应对动力发生机制的不可持续性挑战,而且要落实更为复杂的价值和功能定位问题,还要力图化解制度框架与政策目的不相兼容的矛盾。从根本上讲,尚需从整体上思考我国行政法的结构性变革。
2016年01期 No.95 94-10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1K] [下载次数:153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7 ] |[阅读次数: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