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罚款数额罚与倍比罚的设定选择On the Choice of the Setting of Amount Fines and Multiple Fines
李晴
摘要(Abstract)：
数额罚与倍比罚的设定不合理是“小过重罚”或“重过轻罚”的重要成因之一。设定行政罚款旨在实现一般威慑，包括适当威慑和补充威慑两个维度，其符合过罚相当原则方能实现此目的。数额罚与倍比罚的设定选择首先应当满足适当威慑的要求。行政罚款设定形式的选择与行政管理领域无涉，与违法行为有关。违法行为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均非影响数额罚与倍比罚设定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违法行为性质宜用于界分数额罚与倍比罚的设定范围。违法行为目的和目的实现方式是数额罚与倍比罚设定选择的核心判断标准，是否逐利是首要标准，逐利直接与否是补强标准。倍比罚适用于直接逐利性行政违法行为，数额罚适用于非逐利性行政违法行为和间接逐利性行政违法行为。为补充威慑，可组合设定数额罚与倍比罚。
关键词(KeyWords)： 行政罚款;一般威慑;过罚相当;数额罚;倍比罚
基金项目(Foundation): 202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行政罚款设定模式革新研究”(项目批准号:24CFX016)
作者(Author): 李晴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参见《国务院大督查在行动卖芹菜后被罚6万6 处罚过当被督查》,央视网,https://tv.cctv.com/2022/08/27/VIDEKaFjdY3 PPJZemgTW9KQ9220827.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6年7月6日)。
- (2)参见《新乐法院发出今年首份行政审判司法建议书助力依法行政》,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网,https://sjzxfyhebei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2/05/id/6704099.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6年7月6日)。
- (3)参见《司法部发布第一批行政执法监督典型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网,https://www.moj.gov.cn/pub/sfbgw/gwxw/xwyw/202411/t20241112_509370.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6年7月6日)。
- (4)参见杨建顺:《论“小过重罚”的利益均衡》,载《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24年第7期,第10页;刘权:《“小过重罚”的法律规制》,载《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24年第7期,第14页。
- (5)See Barnett M.Lawrence,“EPA's Civil Penalty Policies:Making the Penalty Fit the Violation”,Environmental Law Reporter News & Analysis,Vol.22,No.8,1992,p.10530;Adrienne de Moor-van Vugt,“Administrative Sanctions in EU Law”,Review of European Administrative Law,Vol.5,No.1,2012,p.37;苏苗罕:《美国联邦政府监管中的行政罚款制度研究》,载《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3期,第107-110页。
- (6)参见刘瀚、谢鹏程:《论罚则》,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5期,第10页;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187页;应松年主编:《行政处罚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72-73页;徐向华、郭清梅:《行政处罚中罚款数额的设定方式——以上海市地方性法规为例》,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第96-97页;张红:《行政罚款设定方式研究》,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5期,第100-101页。
- (7)参见谭冰霖:《行政罚款设定的威慑逻辑及其体系化》,载《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2期,第27-28页。
- (8)参见王伟、潘婷:《论“小过重罚”的规制之道》,载《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24年第10期,第13页。有观点认为“违法行为主体说”在本文中仅作为参考因素提出,并非作为统一标准。对此,笔者认为,尽管所对应的范畴有所限定,但这代表了一种重要的论证方向,且具有推而广之的可能性。
- (9)参见程雨燕:《环境罚款数额设定的立法研究》,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1期,第126-127页;徐以祥、梁忠:《论环境罚款数额的确定》,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6期,第159-160页;彭辉:《上海市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罚款数额和幅度研究》,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51-152页;余凌云研究团队:《论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制度的修改与完善》,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22年第2期,第15页。
- (10)参见洪家殷:《行政秩序罚论》,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8页;应松年主编:《行政处罚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陈清秀:《行政罚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金成波:《行政处罚便宜原则研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149-150页;Vgl.Joachim Bohnert (hrs.),Ordnungswidrigkeitenrecht,München:Verlag C.H.Beck oHG,2016,S.53,Rn.127-128;See David W.Marshall,“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Civil Money Penalty:Some Practical and Legal Considerations”,Environmental Affairs,Vol.4,No.2,1975,pp.330-333.
- (11)参见许传玺:《行政罚款的确定标准:寻求一种新的思路》,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第6-7页。
- (12)杨晓维、张云辉:《从威慑到最优执法理论:经济学的视角》,载《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第17页。
- (13)庞凌:《法律原则的识别和适用》,载《法学》2004年第10期,第39页。
- (14)刘权:《过罚相当原则的规范构造与适用》,载《中国法学》2023年第2期,第142页。
- (15)设定为倍比罚的,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7条,此为2025年修法新增的条款,旧法中仅有数额罚。
- (16)设定为倍比罚的,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4条第2款、第98条第1款、第103条第3款。
- (17)参见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187页。
- (18)参见徐向华、郭清梅:《行政处罚中罚款数额的设定方式——以上海市地方性法规为例》,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第96-97页。
- (19)参见张红:《行政罚款设定方式研究》,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5期,第100-101页。
- (20)参见余凌云:《警察法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6页;宋华琳:《部门行政法与行政法总论的改革——以药品行政领域为例证》,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2期,第56页。
- (21)参见谢天放等:《行政处罚罚款设定研究》,载《政府法制研究》2003年第1期,第25-26页。
- (22)陈太清:《过罚相当原则的司法适用》,载《法学》2021年第10期,第56页。
- (23)参见李晴:《论过罚相当的判断》,载《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第35-36页。
- (24)参见王伟、潘婷:《论“小过重罚”的规制之道》,载《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24年第10期,第13页。
- (25)《食品安全法》第127条规定:“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食品摊贩等的违法行为的处罚,依照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具体管理办法执行。”
- (26)如《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
- (27)参见谭冰霖:《行政罚款设定的威慑逻辑及其体系化》,载《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2期,第27-28页。
- (28)参见李晴:《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的原则与例外》,载《法学家》2024年第4期,第148-151页。
- (29)参见刘继峰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283页。
- (30)《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2022年)在原法第68、69条数额罚的基础上增加了倍比罚,第70条增加的两个条款其中一个条款设定为数额罚,另一个条款设定为倍比罚,倍比罚设定的前提都是“情节特别严重”。参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中国网信网,https://www.cac.gov.cn/2022-09/14/c_1664781649609823.htm.(最后访问时间:2026年6月20日)。
- (31)陈清秀:《行政罚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页。
- (32)参见[日]佐伯仁志:《制裁论》,丁胜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10页。
- (33)参见刘继峰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283页。
- (34)参见程雨燕:《环境罚款数额设定的立法研究》,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1期,第127页。
- (35)参见徐以祥、梁忠:《论环境罚款数额的确定》,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6期,第159-160页。
- (36)See David W.Marshall,“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Civil Money Penalty:Some Practical and Legal Considerations”,Environmental Affairs,Vol.4,No.2,1975,p.333.
- (37)参见彭辉:《上海市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罚款数额和幅度研究》,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51页。
- (38)张红:《行政罚款设定方式研究》,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5期,第100-101页。
- (39)参见阎锐:《行政处罚罚款设定普遍化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63-66页。
- (40)参见王健、方翔:《反垄断罚款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29页。
- (41)程序性违法行为与实体性违法行为的划分影响着反垄断领域立法中一般罚款与特殊罚款的区别设定,参见王健、方翔:《反垄断罚款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5-6页。
- (42)参见王克稳:《论行政处罚立法中倍率罚的设定》,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5年第3期,第115页。
- (43)参见徐向华、郭清梅:《行政罚款中罚款数额的设定方式——以上海市地方性法规为例》,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