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法典》行政双罚制中单位成员处罚责任研究Research on Punishment Liability of Institutional Members under the Administrative Dual Punishment System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de
陈倩
摘要(Abstract)：
《生态环境法典》对生态环境行政双罚制的整合，为单位成员处罚责任提供了基本框架，但在受罚主体范围、构成要件设置和处罚责任配置等方面仍存在适用困境。单位成员处罚责任的生成根植于其身份的双重性、行为的复合性以及违法形态的双阶性，这为厘清归责逻辑奠定了基础。为此，应在单位违法成立的前提下，以“作用标准”为核心认定规则，扩大解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细化成员变更时的责任追究规则。以向单位内部追责之必要为前提，对构成要件进行层次化审查，通过行为关联性和主观可归责性确定向单位成员追责的限度，发挥情节要件和后果要件限制处罚范围的功能，并以配套规定或法律解释保证法典与典外单行法的逻辑一致。还应细化罚款的裁量基准和行刑反向衔接规则，统一自由罚的拘留适用档次并补强资格罚的临时救济措施，区分适用行政处分与政务处分，实现精准归责。
关键词(KeyWords)： 生态环境行政双罚制;双重违法构造;单位成员责任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中国法学会2025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生态环境法典配套规定差异性构造研究”(项目批准号:CLS(2025)D31)
作者(Author): 陈倩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例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中的“有关主管机构的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生态环境部关于严惩弄虚作假提高环评质量的意见》《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中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等等。
- (2)参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6行终547号行政判决书。
- (3)参见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9行终38号行政判决书。
- (4)例如《环境保护法》第63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22条;《土壤污染防治法》第90、93条;《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03、108、114、120条;《环境影响评价法》第31、32条;《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4、95条。又如《长江保护法》第88、89、90条;《黄河保护法》第109条;《核安全法》第82、83、84、87条;《水土保持法》第53条;《森林法》第72、79条;《生物安全法》第73、74条;等等。
- (5)例如《土壤污染防治法》第87、91、94条;《水污染防治法》第92条;《黄河保护法》第117条;《生物安全法》第79条;等等。
- (6)例如《水污染防治法》第94条;《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18条;《生物安全法》第76条;等等。
- (7)例如《土壤污染防治法》第90条;《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08条;等等。
- (8)例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14条;《黄河保护法》第109条;《长江保护法》第88条至第90条;等等。
- (9)例如《森林法》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50条;等等。
- (10)在《生态环境法典》第1108、1131、1165条中,拒不改正的,同时处罚单位及其成员;在第1095、1102条中,拒不执行、停止仅为处罚单位成员的构成要件;法典中还有50余条,满足拒不改正只处罚单位。
- (11)参见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10行终5号行政判决书。
- (12)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行终878号行政判决书。
- (13)土壤污染防治领域单行法仅对单位成员规定了数值数距式罚款,水、大气污染防治和海洋保护领域单行法则仅规定了上限确定倍率式罚款,而固废防治领域单行法既有数值数距式罚款,也有上限确定倍率式罚款。而且,在固废防治领域上限确定倍率式罚款中,只对“造成重大或特大污染事故”的单位成员处以“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50%以下”的罚款,水、大气污染防治和海洋保护领域,则将处罚范围扩展至“一般或较大污染事故”。
- (14)土壤污染防治领域对单位成员罚款处罚上限为2万元,而固废污染防治领域下限就已经达到2万元,在无证从事危废经营活动的违法情形下,单位成员罚款下限高达10万元,上限达至100万元。
- (15)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88条和第1091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或者指使其委托的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对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应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而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对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 (16)《生态环境法典》第1108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尚不构成犯罪的,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而按照原《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对构成逃避监管排污的单位成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才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 (17)例如《生物安全法》第74条。
- (18)例如《生物安全法》第73、74、79条;《核安全法》第84条。
- (19)参见王充、张晗:《单位犯罪意志认定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5期,第217页。
- (20)参见王志远:《超越行为责任:单位犯罪主体关系传统认识的批判与重构》,载《政法论丛》2022年第6期,第49页。
- (21)参见熊樟林:《个人还是企业:企业行政合规激励对象的甄选》,载《社会科学辑刊》2024年第6期,第115、117页。
- (22)参见杨解君:《对法人行政违法的“两罚”处罚》,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40页。
- (23)参见叶良芳:《论单位犯罪的形态结构——兼论单位与单位成员责任分离论》,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第94页。
- (24)喻少如:《论单位违法责任的处罚模式及其〈行政处罚法〉的完善》,载《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第89页。
- (25)参见毛逸潇:《合规不起诉的公共利益衡量理论》,载《法学论坛》2024年第4期,第44页。
- (26)参见姚辉、张宏帅:《越权代表规范群的解释论展开》,载《法治研究》2026年第2期,第41页。
- (27)参见王宏君:《论单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48页。
- (28)参见杨解君:《对法人行政违法的“两罚”处罚》,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38-39页。
- (29)参见喻少如:《论单位违法责任的处罚模式及其〈行政处罚法〉的完善》,载《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第91页。
- (30)参见周振杰:《企业刑事责任二元模式研究》,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6期,第151页。
- (31)参见黎宏:《企业合规不起诉:误解及纠正》,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3期,第180页。
- (32)参见姜悦:《单位犯罪刑事归责模式的应然转向》,载《湖北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第141页。
- (33)参见孙国祥:《论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组织体责任之提倡》,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第81页。
- (34)参见谭冰霖:《单位行政违法双罚制的规范建构》,载《法学》2020年第8期,第129页。
- (35)杨东升:《单位行政违法双罚制的立法模式选择》,载《法学》2023年第4期,第37页。
- (36)参见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法院(2021)鲁0285执异18号执行裁定书。
- (37)参见董文蕙:《涉单位自然人犯罪合规的理据、边界与例外》,载《法学》2023年第12期,第95页。
- (38)孙国祥:《刑法修正与单位行贿罪的惩处》,载《当代法学》2024年第3期,第21页。
- (39)参见陈萍:《法国法人刑事责任归责机制的形成、发展及启示》,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5期,第52页。
- (40)参见叶榅平:《〈生态环境法典〉法律责任体系的功能主义解释》,载《中州学刊》2026年第4期,第61页。
- (41)参见吴卫星:《我国环保立法行政罚款制度之发展与反思——以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为例的分析》,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3期,第170页。
- (42)参见邓可祝:《重罚主义背景下的合作型环境法:模式、机制与实效》,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2期,第174页。
- (43)参见何香柏:《我国威慑型环境执法困境的破解——基于观念和机制的分析》,载《法商研究》2016年第4期,第33-34页。
- (44)参见江平、龙卫球:《法人本质及其基本构造研究——为拟制说辩护》,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第75、77页。
- (45)参见陈子君:《论从宽处罚背景下企业合规完善路径——以双罚制为切入点》,载《行政法学研究》2024年第2期,第86-87页。
- (46)徐晓明:《行政许可后续监管体系中双罚制引入问题研究》,载《现代法学》2012年第3期,第83页。
- (47)参见孙笑侠:《公、私法责任分析——论功利性补偿与道义性惩罚》,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6期,第29页。
- (48)参见张晓玲:《公司代表行为及其法律控制》,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4期,第84页。
- (49)张运昊:《论单位违法的处罚范围确定规则》,载《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97页。
- (50)参见徐以祥、梁忠:《论环境罚款数额的确定》,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6期,第155页。
- (51)参见谭冰霖:《单位行政违法双罚制的规范建构》,载《法学》2020年第8期,第136页。
- (52)参见孙国祥:《民营企业合法利益的保护与涉企刑事案件的认定》,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5年第6期,第17页。
- (53)成协中:《行刑衔接视角中的合规互认:正当性风险与应对》,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2期,第116页。
- (54)参见计金娣、蔡艺:《生态环境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制度研究》,载李春雷、常俊峰主编:《犯罪学研究》(第4辑),研究出版社2025年版,第103页。
- (55)参见刘赫喆:《行政处分在行政责任追究中的落实——以行政主体责任追究与行政处分的衔接为切入点》,载《东岳论丛》2018年第6期,第186-188页。
- (56)参见任巧:《论对行政公务员的行政处分和政务处分双轨机制之间的调适》,载《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第59-61页。
- (57)参见陈国尧:《关于行政处分若干问题的探讨》,载《中外法学》1992年第2期,第19页。